她曾担任原中组部副部长，阻碍平反工作，1977年中央免去职务，被调回：北京二七机车厂，重新当工人。
1977年冬天，北京二七机车厂的车间里，机器声震得人耳膜嗡嗡响。
工人们一边干活，一边忍不住用眼角余光扫向装配线的那个角落。
新来的女工高淑兰，正埋头拧着一颗颗螺丝，动作有些慢，但很认真。
车间主任老张给她派活时，语气有点不自然，喊了声“高师傅”，又觉得别扭，干脆啥也不叫了。
大家都认识她，十多年前，她就是这儿的装配工。
可中间那些年她去了哪儿，为啥又回来，成了全厂公开的秘密和茶余饭后最上头的谈资。
高淑兰是天津人，家里穷，从小就知道日子是苦的。
五十年代进了这间有名的“二七厂”，从学徒干起。
她肯下死力气，别人下班了，她还在工位上琢磨图纸，手上磨出的老茧又厚又硬。
在那个年代，她这样的出身和表现，就是“根正苗红”的代名词，前途一片光亮。
命运的第一次急转弯发生在1973年。
党的十大召开，三十出头的她作为工人代表进了北京城，还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。
这一步，大得让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傻了眼。
她能一步登天，是因为当时掌权的康生，急需从工人里挑出“自己人”，安插到关键岗位上去。
很快，一纸调令，高淑兰进了无数人仰望的中枢，中央组织部。
三十四岁，她就成了副部长。
从满是油污的车间，到铺着地毯的部委大楼，这条路，她只稀里糊涂地走了几年。
在中组部，部长是郭玉峰，两人都听命于康生，按上面的意思办事。
时间转眼到了1976年秋天，“四人帮”垮台，举国欢腾。
人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，盼着能把过去十年颠倒是非的东西都掰正回来，特别是给那些年被整得死去活来的老干部一个交代。
一时间，全国各地的申诉信像雪片般飞向北京，挤满了中组部的收发室。
还有更多老干部，拄着拐杖、带着药瓶，从四面八方赶来，就想讨一个说法，求一个清白。
可掌管这扇大门的高淑兰和郭玉峰，却把门关得死死的。
他们的想法很直接。
这些案子当年都是“有文件、有批示”定下的铁案，白纸黑字，哪能说翻就翻？
翻了，以前的权威往哪搁？
一位叫舒同的老革命，拖着病体来中组部，连大门都没让进。
他想在招待所暂住，行李竟被直接扔到了街上，人家甩给他一句：“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。”
被挡在门外的老干部越聚越多，心里的委屈和怒火快要烧穿了屋顶。
不知是谁开的头，中组部那庄严肃穆的走廊墙上，开始出现大字报，一张接一张，矛头直指郭玉峰和高淑兰，问他们为何顶着中央的精神不办事。
事情捂不住了，传到了上面。
叶帅、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看得清楚，中组部这个“总闸门”卡死了，全国平反这潭水就活不过来。
1977年12月，决定性的调整来了，胡耀邦同志接任中组部部长。
同时，郭玉峰被免职，高淑兰被免去副部长职务，调令上写的是，回原单位，北京二七机车厂。
这个消息，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平静的池塘。
一个中央副部长，直接打回原形当工人，这信号比任何文件都清楚。
谁成了绊脚石，谁就得被搬开。
胡耀邦上任后，风气为之一新。
他让人敞开大门，亲口说：“不管是什么时候、什么人定的错案，一切不实之词都要推翻！”
闸门一开，被积压多年的平反洪流汹涌而出，席卷全国。
舒同得到了公正的结论，全国数百万件冤假错案陆续沉冤得雪。
而高淑兰，在二七厂的环卫处扫过地，在厂医院支部整理过档案，在家属委员会处理过家长里短，就这样度过了她的后半生，直到退休。
她的人生轨迹，画了一个近乎封闭的圆圈。
从起点被一股巨浪托上令人眩晕的顶点，又在另一股更强大的浪潮转向时，被毫不留情地拍回了最初的滩涂。
高淑兰的故事，很难用简单的对错来评判。
她曾是一个踏实肯干的普通女工，被特定时代的洪流意外卷上了权力的滩头。
她或许真心认为自己是在“守规矩”、“按章办事”，却浑然不知，脚下的大地已经移动，人民心中衡量“规矩”的那把尺，早已变了刻度。
历史在转折处，总会果断地选择那些敢说“我不下油锅，谁下油锅”的担当者。
而将那些在换乘站死死攥着旧车票、不知所措的旅客，静静地留在了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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